从建校初的两名教师、13名学生，到目前拥有150多名教师和1800余名在校生；从仅招收初中生，到发展成全县唯一一所拥有普通高中教育的完全中学；从2007年40.86%的高考上线率，到如今高考上线率100%……这所边陲中学助力更多“直过民族”学子走出大山的同时，也在用发展讲述着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教育“提质升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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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初，云南省第二批本科及预科开始录取。查到录取结果的那一瞬间，19岁的佤族姑娘娜花悬了1个多月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考上了云南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佤语)专业。

 

　　3年前，当娜花第一次踏入西盟佤族自治县第一中学(以下简称“西盟一中”)沁源希望高中班时，她对班主任王春林说，自己想成为一名教师。如今，她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今年，西盟一中共有280名学生参加高考，其中一本上线4人、二本上线23人，其余全部考上专科，这是西盟一中第四年高考上线率达到100%。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阿佤山区的西盟县，有漫长的边境线与缅甸接壤。因为高山深谷的阻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佤族人一直保持着结绳记事、刻木计数、用树叶鸡毛当“信件”的原始生活状态，教育更是一张白纸。

 

　　1956年，他们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成为我国的“直过民族”之一。

 

　　1959年9月，西盟一中的成立，为佤山教育的长久发展架起了一座桥。从建校初的两名教师、13名学生，到目前拥有150多名教师和1800余名在校生；从仅招收初中生，到发展成全县唯一一所拥有普通高中教育的完全中学(既有初中学段又有高中学段的学校——记者注)；从2007年40.86%的高考上线率，到如今高考上线率100%……这所边陲中学助力更多“直过民族”学子走出大山的同时，也在用发展讲述着我国边疆地区民族教育“提质升级”的故事。

 

　　9月初开学，娜花将第一次走出西盟，和正在云南农业大学上学的二姐娜很一起去昆明读书。对此，她心里既忐忑又充满期待。

 

　　渐入人心的读书意识

 

　　王春林是2000年来西盟一中工作的。那一年，正赶上西盟县城从山上的勐卡镇搬迁到山下的勐梭镇，当时，西盟一中的部分教师和学生优先搬到了新学校。

 

　　工作第一年，王春林的班里有38名学生，这也是当年西盟一中高一年级的总人数。作为一名外来教师，除了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她还要处理一些从未遇到过的情况，比如，学生的突然辍学。

 

　　“第一次去乡下找学生的时候还挺感兴趣的。”王春林说，当时一名担任班长的男生被家长叫回家了，她和同事就一起去了莫窝乡莫窝村看看情况。“去之后发现，他家里确实挺困难。那个男生哭着想来读书，家长死活不同意，觉得把这么好的一个劳动力关在学校，不用就很吃亏。”

 

　　这样的情况，何开武在2003年到西盟一中工作之前经常遇到。此前他曾在西盟县大马散村的一所只有一至四年级的学校当过代课教师。

 

　　2000年，为了促进民族教育发展，云南省开始对边境沿线的乡、村学校学生实施“三免费”(免教科书费、免杂费、免文具费)政策。即便如此，很多村民也不愿意让孩子来读书。

 

　　何开武每天上课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去学生家里挨个叫学生来上学，“如果不叫他们，三分之二的学生就去山上放牛了。”

 

　　他也曾询问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读书”，他们的回答让何开武至今印象深刻：“去读书我们家的牛谁来放？你们老师工作有人给你们发工资，我让小孩去读书又没人给我发工资。”

 

　　而在西盟县的新厂镇阿莫村，由于附近的一个锡矿厂在建设过程中引进了不少外来人才，村里的佤族人比县里其他地方的人更早接触到这些人才，所以他们对于教育的态度在当时已经开始转变。

 

　　1989年出生的叶金，父母是锡矿厂的工人。正因为看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工作中展现出的优势，他们从小就支持叶金读书，并且希望她能够学到更多知识，开阔视野。

 

　　那时正巧赶上锡矿厂职工子女可以去县城读书的政策，叶金大概从5岁半开始，就和厂里的其他40多名孩子一起去县城读书。

 

　　她记得每次上学前，母亲都会给她扎个马尾辫，而这个马尾辫至少要“支撑”她一周的学习、生活。“那时候大家年纪都很小，根本无法照顾自己。如果在县城看到一堆蓬头垢面的小孩，基本上就是我们了”。

 

　　相较于叶金有来自父母的支持，1995年出生的拉祜族男孩扎安一直都知道，如果不想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务农，读书就是自己的出路。

 

　　“小时候，村里人普遍不重视读书，爸妈一直觉得上学是一件浪费时间、浪费钱的事情。”扎安说，自己还有两个哥哥，父母希望他们兄弟3人尽早去地里帮他们干农活。

 

　　受到老师的鼓励，扎安小学三年级时考上了西盟县民族小学。他想去县城读书，可这无疑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他就哭着跟父母说，只要把他送到学校，给一点生活费就行。

 

　　为了多省点钱，放假时，扎安经常选择走路回家。从学校到自己家所在的翁嘎科镇龙坎村英不龙拉祜组有60多公里的山路，他早上五六点起床，边走边跑，也要到晚上五六点才能到家。

 

　　“以前寨子里的人都不喜欢读书，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榜样。”2016年，从西盟一中毕业后，扎安考上了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他和另外一个表哥成为寨子里最早出去读大学的人。

 

　　贫困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

 

　　作为典型的“直过民族”地区，西盟县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曾在云南乃至全国都属于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2013年底，全县贫困乡(镇)4个、贫困村34个、贫困户9011户29563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6.64%。

 

　　2005年起，云南省开始把“三免费”调整为“两免一补”(免学费、免书本费，提供生活补助)，进一步减轻了贫困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

 

　　娜花家所在的岳宋乡曼亨村曾是西盟县的重点贫困村，一家5口靠采茶为生。娜花的父母虽然不反对3个女儿读书，但因为家庭收入不多，也只打算让她们读到初中毕业。

 

　　娜花的大姐只读到初中毕业，到二姐娜很毕业那年，父母同样表示让她别再读了。娜很说：“我听了，但没听进去。当时就觉得自己不能不读书。”

 

　　西盟一中开学那天，娜很瞒着父母，偷偷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因为学费没有着落，她一路上都十分忐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行再收拾东西回家。

 

　　好在班主任丁毅及时了解到她的困难。“他当时跟我说可以晚一点交学费，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先帮忙垫了学费。”提起这件事，娜很心里充满了感激。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社会目光开始聚焦西盟教育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针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帮扶政策。

 

　　西盟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春季，西盟县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297人，发放助学金347250元；建档立卡免学杂费补助249人，发放助学金136950元；地方政府资助249人，发放资助金311250元。

 

　　轮到娜花读高中时，恰巧赶上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西盟一中设立的“沁源希望高中班”第一年招生，不仅能免去家庭困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每月还会发放一笔生活补贴，娜花顺利入学。

 

　　随着娜很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成为寨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娜花也在心里默默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去读大学。她说：“家人不支持，姐姐都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当了班主任之后，王春林粗略计算过，来自国家的补助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基本能够覆盖班里贫困学生日常消费的1/2到3/4。“以前确实有学生因贫困辍学，但现在贫困已经不再是阻碍他们上学的主要因素了”。

 

　　如何帮助学生突破自我

 

　　大山里的西盟县交通闭塞，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还有很多学生直到高中毕业都没离开过县城。但也正是这条路，让很多外面的老师带着知识来到西盟一中。

 

　　刚来的时候，何开武像很多老师一样，经常把自己看到的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分享给学生，鼓励他们好好读书，以后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只是他没想到，有些学生的反应却是“那是汉族做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为了改变学生的这种想法，何开武也会用他们身边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的求学经历来激励他们。他说：“当时很多学生缺乏读书的目标，学习没有主动性，树立一个榜样能帮助他们找到努力的方向。”

 

　　跟叶金一起到县城读书的40多名学生中，只有3个人坚持读到了高中。上高中前，叶金只知道大学生是很厉害的角色，直到在西盟一中遇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她也是本地的佤族人，在读书过程中吃了很多苦，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她的故事对我鼓励很大。”

 

　　那时候，叶金虽然从老师那里听说过无数个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但在她的心里，外面的世界依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当时恰逢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也相继出台。上海市黄浦区对口支援西盟县，不仅帮西盟一中建起了新教学楼，还为其配备了全校唯一一台多媒体设备。

 

　　正是这台多媒体设备，彻底改变了叶金。“因为数量有限，很多老师都要提前预约才能使用。”叶金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讲完课后带他们看了一部名叫《尼斯湖水怪》的电影。这部电影带来的鲜活世界，让她惊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并且让她产生了一定要出去看看的想法。

 

　　后来，叶金如愿考上玉溪师范学院。2013年大学毕业后，她决定回到母校西盟一中任教。作为一名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叶金时常觉得从学生身上能看到自己当初的影子，“他们敦厚、老实，学习是苦熬出来的，灵活性相对较差。”

 

　　每当这个时候，叶金总会跟学生讲自己以前的学习方法，同时会组织班里成绩较好的同学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希望学生能够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而大学的学习经历，更让她看到了“直过民族”的学生与外面学生在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比如辩论赛，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强，对问题的思考分析也更加全面。”

 

　　角色转变后，叶金经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在讲课时，如果有可以用来辩论的内容，她也会尽量给学生创造机会。“有的学生可能会支支吾吾，我会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打破界限，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王春林的班里，每周的班会都是学生分享的机会。他们有时会读一篇文章，有时是分享通过互联网查的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或专业的相关资料……通过锻炼，王春林发现，以前这些喜欢一块儿回答问题，或者用点头、摇头来问答问题的学生，已经能够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大方方地表达了。

 

　　如今，随着西盟一中教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教师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该校副校长何开武表示，以前学校有很多老教师是专科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本科生，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来支教并留下来的研究生。

 

　　从“富口袋”到“富脑袋”

 

　　通过一次次家访，西盟一中的教师见证着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新气象。

 

　　以前教师家访，进村的路都是土路，学生家里住的多是茅草房、石棉瓦房，卫生条件差，有些贫困家庭家里只有一口锅和一个煮饭的三脚架。如今，不仅进村的道路变成了水泥硬化路面，村民搬进了砖混结构的平房，开始用上电视机、冰箱等家电，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也大为改善。抽烟的人越来越少，每家每户基本都有自来水，并逐渐改掉了喝生水的习惯……

 

　　2018年，西盟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率先在全国“直过民族”地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作为“挂包帮”队伍的一员，叶金在去村里跟家长交流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他们对学生的管理配合度提高了。比如，快开学时，家长会主动监督学生调整作息；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些家长虽然看不懂，但会及时督促学生完成……

 

　　由于外出打工的家长较多，现在西盟一中的学生里有很多都留守在家。不过，班主任叶金经常接到家长打来的电话，询问近期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家长出去务工后，教育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很多人因为没有知识，只能干一些体力活，所以回来之后也会叫孩子努力学习。”

 

　　“现在基本不存在要老师去找学生来读书的情况了。”王春林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些家长开始尝试花钱为孩子购买网课，他们变得更愿意为教育投资。

 

　　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状况的改善，王春林还发现，近几年，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西盟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普洱、曲靖、玉溪、昆明等教育资源更好的地方上学，现在很多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去外面读书。

 

　　除此之外，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在悄然改变。前几年，西盟一中来过两批来自德国的支教教师。何开武观察到，学生们对这些老师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很多人虽然英语口语能力不好，但还是愿意去展示自己，主动交流。他说：“那两年对学生英语能力的提升还是挺大的。”

 

　　从说普通话带有浓重口音，到现在去市里参赛获奖；从腼腆、不善言辞，到开朗、愿意主动交流……王春林说：“20多年的教学生涯，很高兴见证了这些孩子从任何内容都需要老师教，到逐渐意识到老师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可能老师知道的还没我多，这种自信越来越明显。”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提起高中教育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王春林总会谈到自己教过的第一届学生。虽然3年后大部分人专科都没考上，但回村以后，他们依然是当地学历较高的。因为受过教育，他们相较于其他村民更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并且敢于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成了国家扶贫政策的受益者，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成为带动更多村民脱贫的致富带头人。

 

　　扎安也在努力成为这样的人。从去昆明读书的第一年春节放假回家开始，他每年都会跟表哥一起在寨子里组织一场春节晚会，邀请村里正在读书的孩子和有才艺的成年人参与表演。

 

　　扎安表示，寨子里的人大多比较内向，通过举办晚会，希望他们能了解更多外界新鲜的信息，也看到读书给个人带来的改变，逐渐带动起他们读书的积极性。

 

　　为了办好这场晚会，他们几乎要从放假第一天忙到晚会表演结束。扎安说：“大人主要表演民族传统曲目；通过视频教小孩子外面流行的舞蹈、歌曲，为他们将来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打下基础。”

 

　　节目开始那天，几乎全寨子的人都会去球场看表演。

 

　　看到扎安的变化，扎安父母对于读书的态度也逐渐转变。后来，他还在父母的支持下通过了“专升本”考试，考入普洱学院学农学专业。村民在这样的影响带动下，也越来越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之后寨子里又走出了五六名大学生。

 

　　去年毕业后，扎安决定回乡创业：“每次回来都觉得家乡发展得很慢，仔细想想，觉得家乡需要更多年轻人把它建设得更好。”他把目光放在了独具云南特色的野生蜂蜜上。

 

　　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扎安家附近的山上，有大量大挂蜂、树酸蜂、土酸蜂等野生蜜蜂。村民平时除了种植橡胶、甘蔗，还会去山上采野生蜂蜜来增收，却时常为蜂蜜的销路犯愁。

 

　　看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巨大机遇后，扎安也想试一试，通过互联网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经过策划与学习，去年11月，他和表哥一起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安四野”，并在简介中写道：我是一个云南普洱农村的拉祜族小伙子，想给大家看我们去大山里采蜜的生活。

 

　　他的镜头里，记录着从山里背着蜂箱回家的老人、不同蜂蜜的状态，更多的是展现村民采蜜的过程……“我目前主要在帮村民代销，因为账号粉丝量有限，目前销量还不太理想。”他说。

 

　　虽然现阶段还有很多困难，但扎安说自己想要建设家乡的理想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