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执导了经典打黑剧《征服》的高群书也在关注这部剧，几天前，有朋友给他发来了网友做的对比图——刘华强买瓜，高启强卖鱼，相隔20年的两代“黑道大哥”骑着相似的小摩托。高群书觉得网友玩的梗挺有意思，20年了，人们还没有忘记刘华强。网友说，当年的刘华强是“悍匪”，而今天的高启强则有更深的城府。伴随剧中人物形象的变化，中国的涉案类型片历经近30年曲折发展，从“警匪剧”“反腐剧”，又到“打黑剧”“扫黑剧”。高群书感慨，这背后是时代的更迭与政治生态的变迁，这些无不深刻影响着创作的环境和内容。

 

　　今年将满80岁的陆天明非常羡慕如今的创作空间，因为能够诞生《狂飙》这样在“真实性、尖锐性、敏感性和艺术性全方位突破的作品，这并不容易”。无论是自己当年创作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还是今天的《狂飙》，他觉得人们把它们用“反腐”“扫黑”来概括似乎都太过简单了，他相信今天的创作者和他当年一样，初衷是用现实主义的笔法来创作影视作品，展现时代发展中复杂而纠结的真实人生和命运。“现实主义”，这几个字才是影视剧创作者真正应该奔赴的方向。

 

　　“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

 

　　《狂飙》集中了导演徐纪周入行20多年积攒的经验，大学毕业一踏入影视行当，他进的就是警匪剧剧组，后来的创作志趣也一直在此，《真相》《中国刑警》《打黑风暴》……他在这些剧里练出了手艺，带他的人就是高群书。

 

　　2000年，高群书正筹备他成名作《命案十三宗》的续集《真相》，他见到了熟人介绍来、刚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拿着简历找工作的徐纪周，他感觉这个孩子文学功底不错，就让他从副导演和编剧干起。

 

　　那是一个警匪剧极其繁荣的年代，原因并不复杂，警匪剧是和平时期为数不多可以合理涉及生死命题的类型，具有天生的冲突性，自然吸引人。高群书拍摄的《命案十三宗》由于具有强烈纪实感，在北京卫视播放时，创下16%收视率，如今豆瓣评分还高达8.8。高群书回忆，那时候的警匪剧都实打实去采访，搜集素材，常常改编真实案例，甚至启用办理案件的警察参演，追求戏剧+文学+新闻的美学范式，有时候显得颇为粗粝，但绝不会有如今一些电视剧那样的悬浮感。

 

　　拍摄《命案十三宗》前，高群书整天泡在看守所，细致采访了13个杀人犯，这些采访极大触动了他，那些杀人犯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穷凶极恶，而是像身边邻居、同事一样的普通人，“都是一样的人，他成了杀人犯，你坐在这采访他，区别就是他当时被情绪控制，冲动了。”这让他开始思考警匪剧不仅呈现法律问题，同样应该呈现社会问题，而一个犯了罪的人物，也不一定为简单的恶人，而是具有人性的复杂。这在某种程度帮助他拍出了后来的经典警匪剧《征服》，并创造出刘华强这个凶狠狡黠却也重情义的多层次人物。

 

　　这样的纪实美学，和高群书新闻记者的出身相关，也来自带他入行的一位“伯乐”，这是高群书眼中，在中国警匪剧形成之初为它的风格定调的一个人，他叫陈胜利。“中国警匪剧的开始，就在他。”高群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行业内，也有人把他称为“纪实警匪剧教父”。

 

　　中国的电视剧发展进程中，虽然在七八十年代就有过公安题材的影视剧，但真正以案件，以“警”和“匪”之间的缠斗为核心内容，从《9·18大案纪实》起始。

 

　　1992年9月18日，古都开封出了一件大事——开封博物馆69件珍品文物被盗，包括雍正青花釉里红折枝果纹扁瓶等，总案值超过6亿元。之后，是各地公安的联合办案，千里追踪。这案子在当年，轰动海内外。为了普法，也树立民众对文物的认知，中央电视台找到当时在河南电影制片厂工作的陈胜利，请他把案子拍成电视剧。

 

　　项目刚筹备的时候，陈胜利和主创们发现，怎么写也写不过真实的案件，似乎应了那句老话，“再好的编剧也好不过生活”。如今回忆起那段往事，陈胜利仍然感慨于案件和生活本身的戏剧性：“这个戏的编剧就是警察和罪犯，他们已经‘编’好了，‘编’得比我们精心创作的都好，很多案件中的转折令人始料未及，既然如此，我们干吗还要再编？”于是，陈胜利干脆放弃再创作，让情节100%还原真实，他把原案卷宗中的内容综合到一起，仅用戏剧的结构和叙事手法稍作加工。

 

　　时任河南省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的武和平，曾在9·18大案发生时立下军令状：不能破案，就地辞职！当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为获取作案者留下的蛛丝马迹，武和平破天荒地请求上级，允许公安机关在电视上向公众介绍案情，请民众共同协助破案，使有限的警力扩大成老百姓的千军万马。

 

　　在陈胜利眼中，武和平极具个人魅力，没有一个演员能比他本人更好地扮演他自己。思路一经打开，他干脆把侦破此案的干警全部找来，请他们把办案过程再演一遍。层层申报审批当然复杂，也并不容易，但最终，除了部分长期卧底不能暴露身份的警察，参与办案的公安全部参演了此片，包括武和平，他们在片中扮演自己。

 

　　有了这样的突破性创作，电视剧大获成功，过于真实的风格，使很多人至今都误以为《9·18大案纪实》是一部纪录片，而非电视剧。这部剧带起了一股警匪剧纪实风潮，《12.1枪杀大案》《西安大追捕》《济南7.9大案侦破纪实》……一批改编自真实案件且邀请真正警察出演的电视剧项目纷纷上马。

 

　　此时，高群书已经从地方上的电视新闻单位辞职，想当导演拍电视剧。看了《9·18大案纪实》，他觉得“太牛了”，就给有过一些交往的陈胜利打了电话。陈胜利正在筹备《中国大案录》，就叫高群书来给片子当制片人。两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各级公安部门采访，接触了众多一线办案民警，收集到了丰富的第一手案例。这一趟，高群书为后来的警匪片积累了很多经验和人脉，等他再拍《命案十三宗》时，坊间都传，没有他采访不到的案件。

 

　　回忆往事，高群书感慨于那个质朴与新机并存、影视剧蓬勃迸发的时代，“条条框框比较少，鼓励创作”。

 

　　“好，老陆，不改了”

 

　　1992年，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编剧的陆天明接到了一个任务——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剧本。该中心隶属中央电视台，在80年代曾打造了《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电视剧。90年代初，北京电视台出品了《渴望》，没过多久，又推出《编辑部的故事》，观众的观看兴趣转向现实生活，央视急于拍一部现实题材电视剧。

 

　　陆天明回忆，反腐是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议论的话题。“那不是一般的议论，是沸沸扬扬，下班回家大家都在议论自己单位发生的腐败，你单位一个科长出了什么事了，我单位一个组长出了什么事了。就像后来上海老百姓议论楼市和股票那样起劲。”到底写什么？陆天明觉得写什么都不如直接写老百姓关注的痛点和热点。

 

　　他没敢下基层，怕当地的领导“对号入座”，也怕有人向上打报告“告状”。闭门5个月，陆天明以身边亲朋的议论和公开报道作为素材，写出了《苍天在上》。它展现了一位较高级别干部的经济犯罪，这在当时尚无先例，更大胆的尺度还在于让反腐斗士牺牲了政治前途才换来反腐败的胜利，而没有留下一个观众熟悉的大团圆结局。

 

　　本子写成了，几个部门审查完，意见很统一：戏是好戏，但是要改，修改意见有十几条。正面主角怎么可以没有好下场？反面人物可不可以改成副县级？甚至“苍天在上”的剧名也惹来争议。

 

　　陆天明坚持不改，就拿片名来说，“苍天指的是党和百姓，怎么就不能呼唤？”单位领导很为难，让他把本子拿到外面去拍。正好北京台看到了剧本，大加赞赏，表示愿意出钱拍。本单位也同意，但要求陆天明在第二天办公会上表示，是自己主动提出撤剧本。当晚，陆天明思前想后，感觉想不通：“让我自己要求撤出，不就是承认自己失败？我的剧本明明是为党为民，为什么要我改？”他决定给高层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打电话，他从未和这位领导打过交道，四处打听，才找到联系方式。

 

　　入夜，陆天明拨通了这位领导的电话。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和他聊了一小时，表明了我的困惑。怎么《人民日报》能写，文艺创作就不能写？”最后，这位领导拍板说：“好，老陆，不改了。”

 

　　《苍天在上》终于开拍。领导的担忧，演员同样也有，原定一位知名演员饰演男主角，结果他看了剧本，直言演不了，他觉得就算拍完了也不可能播出。在拍摄过程中，主创和剧组一直如履薄冰，“好像在刀刃上过日子”。他们每天看《人民日报》社论，生怕高层不再提反腐，只要看到中央又说反腐，都会赶紧打电话互相转告，主创人员都要拥抱一下。

 

　　90年代所有待播电视剧，会先在《中国电视报》做预告，《苍天在上》拍完后始终没有动静，直到1995年底，有一天下午，陆天明突然接到通知，《苍天在上》今晚开播。陆天明不敢信，因为《中国电视报》的节目表上压根都没有。当天晚上，他和几个主创忐忑地守在电视机前，等《新闻联播》结束，天气预报播完，时钟走到8点整，片头音乐响起，片名打出，陆天明看到身边的主创和自己一样，眼泪夺眶而出。

 

　　陆天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成果和突破，每一个签字的领导，都承担了责任。”这部仅有17集，极具开创意义的中国首部反腐剧，引起巨大轰动，在央视黄金档播出时单集收视率最高达到39%，至今也极难超越。陆天明老家有人打电话对他说，“现在犯罪率都降低了，因为小偷也要回家看《苍天在上》。”

 

　　高群书回忆，在警匪剧刚刚兴起的那些年，冲突比较单纯，就是警和匪，因为“当时的尺度是不会写腐败的，即便涉及一些腐败，也就到科一级，顶多是个副局长”。《苍天在上》的播出为文艺作品里的反腐内容趟出了一条路。在那之后，政治小说多了起来，例如后来与陆天明并称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周梅森出版了《人间正道》，2001年陆天明编剧的《大雪无痕》再次创下收视率纪录。

 

　　以往的警匪剧，也开始加入反腐内容，陈胜利印象中，“应该是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警察戏和反腐戏开始互相渗透，警察戏被拓宽，因为“反腐离不开案子，警察办案也难免遇到被腐蚀的同行或领导”，它们彼此融合。

 

　　2000年，全国公安机关首次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活动，“打黑剧”应运而生。“黑色三部曲”中的《黑冰》《黑洞》于2001年播出，《黑雾》首播于2003，这一年，还集中播放了周梅森编剧的《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和高群书导演的《征服》。《红蜘蛛》《重案六组》等一大批偏破案方向的刑侦剧也在在那一时期大量涌现。

 

　　这些电视剧不仅情节复杂，涉及深层社会问题，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刻画出了复杂丰满的人物。“它们不再‘以人说案’，而是‘以案说人’，展现社会变化时人性的复杂，改变了中国电视剧中人物非黑即白的简单分层，这是根本性转变。”陈胜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曲折后的前进

 

　　“繁荣”与“火爆”往往还有着另一面。高群书拍完《征服》后，每隔几天就会接到电话，拿着钱找他拍戏的人和公司不断找来，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拍警匪、打黑，二是孙红雷演。《征服》火了，“刘华强”火了，跟风之作纷至沓来。这是当时影视界一哄而上拍“涉案剧”的缩影。2004年，有媒体做了统计，正在拍摄的打黑剧、反腐剧之多，几乎占全国电视剧拍摄总量的一半。有些纯属粗制滥造，制片方为了追求收视率，过度渲染暴力色情、赌博凶杀、权钱交易，对案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和矛盾反而无力呈现。

 

　　陈胜利记得，他有一次参加研讨会，有主管领导说，现在涉案题材的电视剧有点太“滥”，应该控制。2004年4月1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涉案题材的影视剧和专题节目均安排在每晚23点以后播出，并严格控制播出数量，“要大幅度削减”。

 

　　高群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有“警匪”“打黑”“反腐”“刑侦”题材的电视剧，都在“涉案剧”行列。开创出纪实警匪剧形式的陈胜利无奈地说：“其实无论警匪还是反腐，对编剧、导演都有很高的要求，不是谁都能拍的。”

 

　　不能进入黄金档又提高了门槛，涉案剧不再是香饽饽。高群书转去拍历史和谍战题材的电影，比如《东京审判》《风声》……陈胜利因为工作调动，改拍军旅剧，直到参与《湄公河大案》才算又过一过罪案剧的瘾。周梅森也蛰伏起来，不再写反腐剧，而是搜集素材。陆天明仍然创作了一部反腐剧《高纬度战栗》，也顺利播出了，但他觉得那是个案。虽然并没有对所有涉案剧“一刀切”，但由于无法准确地把握创作边界，创作者不敢轻易“试错”，涉案题材的影视剧开始冷却下来。

 

　　这一晃，就是十年。2014年末，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副司长刘梅茹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了对公安题材应当“区别对待”，不仅承认了该题材的正向价值，还解释了十年前的那则通知：“业界对政策可能存在误解，也可能清楚政策，但因为难度而选择避开，确实这些年来获得广泛认可的优秀公安剧不多。”

 

　　很多人意识到，创作的口子开了。2015年，最高检影视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三次找到周梅森，希望他能写一部新剧。周梅森记得，对方对他说：“十八大之后，对反腐这一举国关注的大事，竟然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电视剧作品，希望能抓好这个事情。”

 

　　周梅森利用蛰伏期间收集的素材，很快写完了30万字的小说，并改写成60万字的电视剧本——《人民的名义》。此时，中央电视台也找到了高群书，邀请他执导根据四川刘汉大案改编的打黑剧《国家行动》。

 

　　2017年，《人民的名义》一经播出就成为收视率长居榜首的爆款剧，被称为"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剧"。再加上2015年后播出的《刑警队长》等一批警匪剧，涉案剧全面回归到了荧屏中。

 

　　与诞生时的秩序相似，“打黑剧”的复苏在它们之后。并且多年之后再露面已不是“打黑剧”，而是“扫黑剧”。从“打”到“扫”，一字之差，其中蕴含了内涵的变化。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其中，已经开展了十多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变成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些媒体解读了其中区别，例如“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而“扫黑”不仅要打击涉黑的社会人员，更要扫除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的国家公职人员。

 

　　在这样的背景下，《破冰行动》《扫黑风暴》《对决》《罚罪》《巡回检查组》《扫黑·决战》……一批“扫黑剧”接连出炉，直至不久前的春节，讲述一场跨越20年扫黑除恶斗争的《狂飙》以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高达59.6%的成绩，刷新了近年来国产剧的历史纪录。

 

　　曾跟着高群书去采访罪犯、查阅案宗、拍摄警匪剧的徐纪周，以自己步入社会这20年的经验和感受，以及传授自90年代的老派拍摄方式，讲述了一群人在20年社会变迁中，命运与时代摩擦出的故事。中国的涉案剧在近30年的曲折发展中，也完成了导演的迭代。

 

　　高群书感慨，在自己拍摄《征服》的那个年代，黑社会顶多开一个洗浴中心，开一个游戏厅，刘华强顶天了也就搞个托运站。如今的扫黑剧，黑社会已经开始搞拆迁，搞工程，《狂飙》中的高启强甚至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商业集团，两代电视剧中角色的区别已经体现出了时代性，也与中国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分不开。

 

　　对照当年和如今，陆天明很感慨，他认为，自己当年拿出的第一部反腐剧《苍天在上》并非简单的“反腐”二字，到了《狂飙》，就更加不是“反腐”和“扫黑”那样简单，他敬佩如今的同行又向前走了一步，写出了一群中国人在当代生活的奋斗中，挣扎沉浮的命运过程，所以才能感动观众，也感动了他这个老牌编剧，因为这个故事“在替我们描述当代的中国”。

 

　　陆天明不太认同“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这句话，理论本身没有错，但太多同行用这句话作为借口，回避了艺术需要直面现实的需求。“玩一些噱头，搞一点悬念，对一个成熟的编剧来说，不难的。”陆天明说，难的是在其中直面现实。在他眼中，《狂飙》已经立起了新的标杆，从这个标杆开始，再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中国应该有更多真正基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而这个呼唤，已经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