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团干部自述战疫经历：我就是那个“外省来苏人员”

 

　　从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办公室，到江苏省扬州市的密接隔离酒店，再到扬州方舱医院，再回到上海赴崇明密接隔离点……共青团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王启洋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把上海“战疫”的重要环节全都体验了一圈。他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痊愈后带着“抵抗力”继续奋战在上海战疫的第一线——5月5日，刚刚痊愈没多久的他，住进了位于上海市崇明区的密接隔离点，从安保、后勤、餐饮、消杀、卫生等全系列入手，为入住那里的黄浦区密接群众提供服务。

 

　　王启洋的名字出现在黄浦区一些新冠阳性感染者和密接者人群的微信通讯录里。人们不知道他平时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只知道他是那个和自己一起乘车去扬州、崇明隔离的“大巴团长”。很多人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但有他的微信。

 

　　一些“团员”知道，这个“小王老师”后来自己也中招了，住进了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方舱医院。“没错，我就是江苏新闻发布里提到的那种‘外省来苏人员’。”王启洋说。

 

 

　　今年3月初上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团干部王启洋的工作地点包括办公室、小区居委会、转运密接的大巴、隔离酒店和方舱，无论身在何处，他一直是那个在人群中喜欢冲在前头、给大家服务的“小王老师”。

 

　　走！扬州14日团团长上线

 

　　3月31日，赶在上海浦西封控日前一天，王启洋在家匆忙收拾了些东西，住进了团区委办公室。当他拖着行李箱到办公室时，眼前的情景让他傻眼了。

 

　　团区委书记董磊提前抢购了很多半成品菜、水果、方便面、粉丝、面条堆在办公室；团区委其他同事带来了电饭锅、蒸锅和空气炸锅，准备在办公室里“开伙”。

 

　　从这一天开始，王启洋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每天都去支援黄浦区一线居民区，帮助居民区组织核酸采样、分发包装抗原。

 

　　4月3日晚，王启洋正和同事们吃着泡面，接到了区委组织部的电话。“好了，明天我要送密接群众去外省了。”王启洋回复了一通“嗯嗯、啊啊、好的”之后，挂了电话。

 

　　这项工作的风险，不言自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还要面对各个环节、各种不可预料的突发情况。但在王启洋和团干部们眼里，这事儿“嗯啊”几下就定了。他们开始帮着王启洋准备行李，什么东西都往箱子里塞，重点给他塞了许多自测抗原，以便他每天可以自测。

 

　　4月4日下午，王启洋出发了。他在一辆大巴车上坐阵，从15时到16时30分，一个半小时时间到各个居委会接走了约20名密接人员。

 

　　每接一名密接者，都是一项挑战。有人不肯走，在家自我隔离3天了，认为没有必要再去外省隔离了；有人已经有些发热头疼了，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转成阳性，不用去了；有人大包小包带了很多东西，就当去旅游；还有的人干脆什么也不带，空着手……

 

　　王启洋一一向他们说明情况，反复耐心劝说。实际上，到扬州后究竟什么情况，王启洋自己心里也没底。他默默地加了每一名由他接走的密接群众的微信，备注好他们的姓名、基本情况、特殊需求，心里想好，“我接走的，我一定要确保他们每一个人安全回家”。4月4日驶向扬州的这辆大巴上，王启洋就像导游一样坐在最前面的导游椅上，拿着话筒安抚大家，“大家不要紧张，我们就当是去旅游了，你们就当我是导游。为了大家安全，车上不能开空调，有发热或者晕车呕吐的情况，请大家联系我”。他修改了微信群群名，叫“扬州14日团”。此后，大巴车上的密接群众都叫他团长或者“小王老师”。

 

　　急！有人半夜搞事情了！

 

　　4月4日21时许，一行人入住隔离酒店。这天夜里0时许，扬州的医护人员开始为大家做核酸采样，一直到凌晨2时左右才离开。第二天，王启洋一早就起床工作。他所在的这支密接转运队伍，是整个黄浦区第一支负责转运工作的团队，这一天，他总结了点位工作负责制、工作例会制、大巴专人负责制等多个转运制度，并撰写了随车转运负责人工作提示。他们总结的工作经验能为后续转运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然而，住进隔离酒店的群众每天还在出突发状况。有人突然发烧，恐慌不已，一直给他打电话，咨询方舱情况；有人不肯遵守酒店防疫规定，坚持要到酒店房间外的走廊散步；有人想要抽烟，把自己带来的无人机飞到别人房门前，运输香烟。

 

　　最紧急的情况是，有人因为没有烟抽无法缓解焦虑，砸碎了自己的手机，割破了自己的手。这让酒店和工作小组工作人员一下子高度紧张起来，酒店提出将这名密接人员送回上海。但工作专班组长却主动挑下了这个重担，“在扬州，我们就是他的家人。这种情况下，家人是肯定不会把他送走的”。

 

　　在这名组长的带领下，大家把这人的房间从5层换到了1层。与酒店负责人协商，特事特办，每天早中晚三顿饭，都给他提供3-4支烟，助其缓解焦虑情绪。同时，落实专人对其进行跟踪服务。每天早上给对方发“早安”微信，中午询问对方“饭吃了吗”，晚上同他聊聊“在看什么电视”，及时了解其情况。

 

　　此后，这名群众再也没有提出过其他要求，平安度过了隔离期。

 

　　这个隔离点里，还有一对父子。得知20多岁的儿子确诊，要被送去方舱医院后，与其一同隔离的60多岁父亲急得用头撞墙。工作转班成员之一、黄浦公安分局的团委书记、民警李腾一遍遍地反复与其沟通，开导他。

 

　　王启洋说，大家后来都学习了组长的微信聊天截屏和李腾的电话录音，一起研究怎样在疫情下做好群众工作。

 

　　晕！团长你也来方舱了？

 

　　4月8日晚，也就是王启洋入住扬州酒店的第四天，他迎来了自己的“惊喜”。这天18时许，扬州医护人员照例上门测量体温、进行核酸采样。

 

　　轮到王启洋时，对方轻声叫了一下，“呀，37度2。”对方后来又测了两次，还是37.2℃。核酸采样工作结束后，王启洋赶紧找出出发前同事帮忙打包的抗原试剂自测。

 

　　“很快就显示出了两条杠！”王启洋说，自己当时确实有些莫名的“惊喜”，“从3月开始自测抗原到现在，测了十几二十次了，一直是小队长，这次竟然当上了中队长”。

 

　　但随即，他又开始发愁了。他愁的不是感染本身，而是后续的工作怎么对接开展。“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总结出一些工作经验了。我这一去方舱，后面再有密接群众送过来，万一对接不好怎么办。”他赶紧交接工作，事无巨细一一罗列了出来。

 

　　他还与工作专班的同事一起讨论了自己可能接触的感染源，提醒大家后续工作一定要当心这些环节。

 

　　一是在转运密接人员的大巴车上，虽然这些密接人员都是核酸阴性才予以转运的，但不排除有的人已经有些感冒症状、目前核酸阴性、过两天核酸转阳的可能。与他们接触后，脱大白隔离服时，一定要严格规范，避免感染。

 

　　二是抵达隔离酒店后的核酸检测工作，核酸采样人员很有可能给一名尚未确诊的阳性感染者进行了采样，随即又来给其他人员进行采样。做核酸时，要小心屏气，做完核酸回到房间要注意消毒。

 

　　一切安排妥当，王启洋收拾了行李等待转运。当天夜间0时左右，他的核酸结果和转运通知同时抵达。他入住到了扬州的方舱医院，成为第二天江苏省疫情通报中的一名“外省来苏人员”无症状感染者。

 

　　在方舱里，他把自己小区业委会的“上海团购经验”带了过来。他给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小卖部老板娘安排起了“购物接龙”，让老板娘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天每个床需要购买什么物资。

 

　　入群时，好几个曾在转运大巴车上与他聊天、诉苦、后来确诊阳性的患者在群里@了他，“晕，王老师是你吗？”“团长你也来方舱啦？”

 

　　王启洋也幽默地回复他们，“是呀，前面一路陪大家，从大巴、到酒店，方舱这么重要的点，一定要过来陪一下啊”。

 

　　上海人在扬州方舱里的购物热情因为这个购物群被充分激发了起来，从最开始买些牙刷、牙膏、生活用品，到后来每天在群里“嗨购”，牛奶、苹果、薯片、可乐……方舱生活一点也不耽误阳性感染者们买买买、过日子。

 

　　看到扬州的医护人员忙不过来，方舱里的阳性感染者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方舱志愿者队”。王启洋和大家一起，帮忙收垃圾、铺床、拖地，把隔离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

 

　　他们每天还有两小时的“放风”时间。这段时间，扬州的工作人员要对病房进行紫外线消毒，患者们都能聚集在外头聊聊天。这时，王启洋又成为了那个最懂政策、最能讲清形势的“意见领袖”。

 

　　“小王老师”往那儿一站，周围总能围着一大群人。回上海后怎么申请红码变绿、回到居民区买不到吃的怎么办、听说有居民区反对阳性人员回家怎么办、上海目前形势到底怎么样了……他总是尽己所能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大家对他的“政策小讲堂”比较认可，所以都爱围着他聊天。

 

　　一些住在上海黄浦区二级以下旧里的老街坊，也加了他的微信，“小王老师，咱们以后多联系，你如果有旧里动迁的信息，一定及时告诉我啊！”